老法官方俊裔离开我们已经有100多天了。这些日子里，我的脑海时常浮现他因公牺牲地背后绵绵的青山与老方黝黑亲切的面容叠加的画面。除了同事之间应有的思念，他之于我，更多的是遗憾，这遗憾让心底时常有丝丝的刺痛。

    他的离去似乎给很多人留下一串串“？”。

    我最初认识老方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的固始法院大部分干警是军转干部，他们是审判工作的中坚。在一次年终总结大会后的聚餐会上，我认识了时任方集法庭副庭长（主持工作）的老方。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一副精干的模样，没有别的什么印象。

    真正对老方有所了解是最近几年的事。他所在的段集法庭庭长周永胜多年来帮扶一名单亲女孩从小学上到师范。作为宣传骨干，我对周的事迹跟踪采写。在多次的采访和陪同一些媒体的采访中，我自然而然地与周永胜的老搭档──老方熟络起来。在从侧面了解周永胜感人事迹的同时，我渐渐地发现老方的事迹与周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富于传奇性。譬如：他家庭贫寒、兄弟姊妹多、受人歧视，因此自幼勤奋好学，发誓改变命运；18岁就参军，要强的他临行前流着泪跟“抠门”的父亲要了五块钱──只是为了争得与大哥参军时一样的“待遇”；一次，面对乡里一个二级机构关系紧张的正、副职相约在一片旷野中拔刀相向，他被急招赶赴现场“救火”，边匍匐前进，边发动思想宣传攻势，劝阻了一场火拼；针对形形色色的撒泼耍赖的愚夫悍妇，他怎样“看客下菜”，一一化解；以及很多很多与同事处理纠纷的过程中他如何瞅准时机，发挥“帮衬”作用。

    老方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炫耀，仿佛在与你分享花茶的品茗，听得你舒心熨帖。我想：他的这番行云流水的功夫或许正是他一直保持极高的案件调解率的奥秘所在吧。

    在一次一次的交往中，我不止一次地有过把他的传奇人生和感人事迹推介出去的冲动。但是由于思想上的懈怠跟这样那样的原因，写作的欲望竟一次次地消解，直至他不幸殉职！我为自己的失职而自责！

    在老方的家中，我亲眼看见他用退伍时从部队带回的军用帆布袋修钉的木椅，墙角上堆放的一双双从乡村物质交流会上买来的便宜皮鞋。他的家庭一直很拮据，爱人多病，有两个孩子。是靠一个在台湾的哥哥和在外地工作的堂哥的资助，两个孩子才完成了高中学业。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老方的两个孩子怎样才能成人？但是，为什么他的这些事，在他离世后我们才知道？

    尽管所见所闻真实且感人，我还是禁不住担心：是否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果不其然，老方的事迹还没见诸媒体，就有人跟我当面表示质疑：真有这样的法官吗？甚至网上也出现了与他真实的死因不一致的说法，说的活灵活现。为正视听，县里甚至市里有关方面一再组织调查，于他殉职后的两个月方才定论其为因公牺牲。我想：假如在我们做好日常审判工作的同时，对待低调的老方们作高调的宣传，避免“马后炮”，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质疑。

    老方的离世，让他的搭档周永胜痛惜不已。现在，那个法庭仅剩两名干警，审判力量捉襟见肘。以前这里先后来了两个年轻人，相继考入了外地法院。无疑，待遇低、工作条件艰苦是年轻人“飞走”的不争原因，但不是唯一。他们不仅缺钱，也缺乏老方们那种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达观，他们也有被知晓、被认可的精神渴望。法官遴选制度乃至公务员遴选制度固然没错，但条件艰苦的基层法院不能因此给“飞走”和打算“飞走”的年轻人留下“永远的中转站”的错觉。我以为，艰苦地方法官的职业保障和奉献精神的接力传承并不相斥，二者并行不悖。

    这似乎又“倒逼”着人们更加怀念日渐稀缺的老方们的精神钙片了。

    呜呼！逝者长已矣。从其身上汲取精神的养料，把思索化为前行的能量。或许，这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吧。